青藏铁路建设的决策

　　早在一百多年前，魏源曾断言： “卫藏安，则西北全境安”。其意为西藏安危关系西北全境安危，西北安危关系国家安全。孙中山在其《实业计划》中曾专门提出要建设高原铁路系统，并规划了以昆明、成都、兰州连接拉萨的铁路网，共有16条线，不可谓不周全，不宏大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即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青

青藏铁路地图

建设青藏铁路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在新世纪之初做出的战略决策，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。青藏铁路由青海省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，全长1956公里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历来十分关心西藏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，西藏和平解放后，为打破交通“瓶颈”，国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，相继修通了川藏、青藏、滇藏、新藏公路，对加强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，促进西藏经济、社会发展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然而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，西藏以公路和民航为主体的对外通道，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建设铁路运输通道势在必行。

修建青藏铁路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、造福高原人民的标志性工程。西藏地区资源丰富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，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。修建青藏铁路，将填补我国西部铁路网的空白，进一步改善青藏高原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，在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之前，西藏自治区是目前我国唯一不通铁路的省级行政区。交通运输设施的落后，已经严重制约了这一地区经济、社会的发展，使之成为我国主要的贫困地区之一。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，运往西藏的物资大幅度增加，西藏原有的以青藏公路为主体的运输通道无论从运能、运量上，还是从运输的快捷、方便上，都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。建设青藏铁路，是克服目前的交通“瓶颈”，加快青海、西藏两省区经济发展，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客观需要，修建青藏铁路已是势在必行。

我1922年出生于山东肥城，1938年参加革命，1950年随所在的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第一批进藏，任第五十二师副政委；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，连续十年任中共西藏江孜地委书记；1959年任某平叛部队第一政委，参与指挥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；1962年参加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，任第四一九部队政委；1963年起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；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迫害，于1971年调出西藏，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主任，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副政治委员；1980年奉命第二次进藏，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、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；1985年第二次调出西藏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；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我在西藏前后工作了27年，可以说修建青藏铁路一直是我心中盼望已久的心愿，自己也为此积极努力，多方呼吁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。

早在1978年，鉴于国力难以承受几十亿元的建设费用，加上高寒缺氧、多年冻土等难题没有解决，铁道部、铁道兵部开会论证、分析认为，修建青藏铁路的难度较大，建议青藏线停修，选择修建海拔较低的滇藏铁路，并形成书面报告。铁道部部长段君毅、铁道兵司令员陈再道、铁道兵政治委员吕正操等领导同志都赞成修滇藏铁路。铁道部的报告上报给中央后，邓小平也同意修滇藏线，放弃青藏线，华国锋、叶剑英等其他中央领导也都赞同铁道部的意见。与此同时，四川省委、省政府也派工作组进行勘探、论证，想修川藏铁路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还有专门的报道。我想，当时之所以没有选择青藏线，主要是因为走青藏线在当时来看难度大、成本高。

1980年初春，经中央通盘考虑，让我再回西藏自治区任党委第一书记，我就有了更多直接关注青藏铁路建设的机会。1981年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，我就西藏的各项工作做了专题发言，这个发言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涉及到青藏铁路的修建问题。我较详细地阐述了修建青藏铁路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重要意义，建议中央把修建由内地通往西藏的铁路列入国家“六五”、“七五”计划。在听完我的发言后，胡耀邦、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表示，同意我关于修建青藏铁路的看法和建议。

1982年12月9日，我来北京参加会议，和巴桑(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)一起向胡耀邦、邓小平、陈云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写报告，提出加快修建青藏铁路的建议与措施，并设想青藏铁路可从南北两路一齐动工，预计1990年或者稍后一些时间可以修通。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赞许。不久，中央将此报告批给了铁道部部长陈璞如。1983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，陈璞如部长找到我，共同探讨青藏铁路建设问题。他表示，只要青藏铁路在国家计委立了项，铁道部自己就能修，用不着西藏地方政府修。他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永久冻土问题，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做做一些同志的工作。我当时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并说西藏可以做你们的坚强后盾，我们可以向中央进言。随后，我就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修建青藏铁路的建议，并发了内参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。

1983年夏，我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休假的邓小平汇报工作，小平同志对西藏修建铁路特别关心，主动问起进藏铁路的有关情况，这些细节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他问：“你是‘老西藏’，你觉得进藏铁路走哪里好?”我成竹在胸地回答：“还是走青藏线好。”小平同志接着问：“走青藏线，盐湖问题怎么办?”我说：“铁路修到格尔木了，盐湖已经过去了。”小平同志又问：“还有什么问题?”我如实地回答：“主要是冻土问题，不过专家认为可以解决，问题不大。”小平同志还问：“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有多远，要多少钱?”我迅即回答道：“从格尔木到拉萨有一千一百多公里，我们西藏与国家计委预算过，原来说需要28个亿，现在看可能要三四十个亿。”小平同志扳着指头算了算，说：“用不了这么多，三十来个亿就足够了。”我说：“现在物价都涨了，费用要高一些。但是，西藏群众迫切希望青藏铁路能够早日上马。”小平同志沉思一会儿说：“看来还是修青藏铁路好啊!”

1984年2月，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，我在会上又一次提出青藏铁路上马的问题，指出，只有把铁路修通，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藏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，请国家能够尽早安排。但因种种原因，青藏铁路的修建再一次被搁置。

1985年7月，根据组织安排，我第二次调出西藏，到解放军第二炮兵任副政治委员。我虽然离开了西藏，但仍尽自己所能关注和呼吁青藏铁路的建设问题。1990年，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代表回西藏调查，调查报告的中心内容就是建议下决心修建青藏铁路。1994年7月15日，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前夕，我和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多杰才旦一起向江泽民、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，又提到修青藏铁路的问题，建议中央将其列入2000年前的工作计划。两位领导听后很重视，指示铁道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也就在几天后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，江泽民总书记郑重提出，进藏铁路的论证和勘探工作要继续进行。听到这一铿锵有力的话语，我当时激动不已，觉得青藏铁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来了。

2000年2月12日，我又专门写了《关于建议青藏铁路复工的情况报告》，上报中央、国务院，引起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。同年4月，江泽民在听取“十五”期间大项目建设计划汇报时，没有听到建设青藏铁路的项目，感到很惊讶，随即指示铁道部要做好进藏铁路的相关准备工作。为此，铁道部先后派副部长蔡庆华、孙永福带队进藏进行实地考证。

2000年10月10日，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期间，西南组的热地等也提出建设青藏铁路的问题，请求中央尽快修建进藏铁路。11月10日，江泽民在铁道部的报告上做了长达3页的批示，指出：“应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进藏铁路，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。”随后，傅志寰部长、孙永福副部长等铁道部相关领导亲自抓可行性论证。但是，就在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地准备时，12月的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不同意见的文章，重提滇藏线和青藏线之争。我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立即给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许中田打电话，说中央上青藏线已成定局，身为党的喉舌不要再有杂音。放下电话，我仍然不放心，担心媒体再起争论，将青藏铁路的建设搅黄了。于是，我又写信给丁关根，呼吁在修建青藏铁路的方案已经定下来时，媒体不要再出现杂声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，影响中央的决心。

2001年6月，在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期间，西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对修建青藏铁路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。我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，并再次向中央提出修建青藏铁路要达到三个目标，即快(尽快修)、好(质量好)、续(修延续线)。中央领导非常赞同西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及我提出的建议。

经过充分准备，2001年2月，国务院将青藏铁路批准立项。6月29日，令人欣喜的日子终于到来了，青藏铁路正式开工。此时此刻，我很感慨，自己二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快要实现了，这是何等的快意！ 2004年国庆节期间，我和夫人、两个女儿重回西藏，亲眼目睹了青藏铁路建设的火热场面。此情此景让我十分自豪。在实地考察、详细咨询铁路专家后，我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，将青藏铁路的通车时间从2007年提前到2006年，这项建议又被中央采纳了。

（摘自《亲历共和国60年》，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，定价：49.00元）